![黃誠[烈士、新四軍政治部秘書處長]](/img/e/998/nBnauM3XxgDOycjN4YDMxADO1UTM1QDN5MjM5ADMwAjMwUzL2AzLzUzLt92YucmbvRWdo5Cd0FmLyE2LvoDc0RHa.jpg "黃誠[烈士、新四軍政治部秘書處長]")
人物生平
1928年他14歲時，考入鄰縣永清存實中學；1930年秋，轉學北平第四中學，為國中三年級插班生。黃誠懷著“讀書救國”的熱誠願望，如饑似渴地博覽群書，立志將來以自己所學知識報效國家。
1931年，黃誠與清華大學救國會成員合影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黃誠同廣大愛國青年學生一樣，積極投入了救亡運動，走上街頭，散發傳單，張貼標語，呼籲民眾奮起抗日，多次受到學校當局的警告。
1932年暑假因參加愛國活動被學校開除。他高中還沒有讀完，就被迫離開了中學。但這年秋天，卻以優異的成績考取了天津北洋工學院預科，跨進了大學的校門。
1933年初，他同魏東明等同學一起組織了“荒火社”讀書會，一塊閱讀進步書刊，探討救國道路，並提出：“宣傳民眾為當今救國之要務”。2月間，又與吳承明等同學合力開辦了“北洋大學工友補習學校”，向校中職工及其子弟傳授文化知識和宣傳愛國主義思想。這期間，黃誠還參加了世界語學會等進步團體的活動，並經常以“煌煌”、“成成”等筆名，給校刊《北洋周刊》撰稿，抨擊時弊，宣傳愛國。他贏得了同學們的信任，被推選為年級級會主席，並代表本年級參加全校級代表聯席會，成為一位頗客群望的學生領袖。
1933年冬，學校當局宣布取消學生的書籍、儀器補貼費，引起學生們的公憤。學生級代表聯席會根據同學們的要求，宣布罷課，並委派黃誠等人作為代表與學校當局交涉，要求收回成命。哪知學校當局不僅拒絕了學生們的請求，反而以“煽動學潮”的罪名將學生代表開除學籍，黃誠又被迫離開了北洋工學院。
接連的打擊，並沒有削弱他的愛國鬥志和遠大抱負。離開北洋工學院後，他一面堅持愛國活動，一面抓緊學業的複習，經過幾個月的努力，於1934年9月考取了北平清華大學地學系。黃誠懷著無比喜悅的心情，來到了清華園，開始了新的學習生活。
當時，在清華學生中既有認真讀書等優良傳統，也有一些不好的習氣，“托屍”便是其中的一種。每當新生進校，老同學為給新同學來個“下馬威”，對不順眼的小弟弟，不管三七二十一，抓過來架起向空中拋舉，或劈頭蓋臉澆冷水，甚而舉起扔入校河中。一向見義勇為、正直無畏的黃誠，對此等不平事，怎能容忍?他義憤填膺，便同姚克廣（姚依林）、楊學誠、吳承明等新同學一起組織起來，貼出《反托屍宣言》，並對這種有辱人格的惡作劇進行了抵制和鬥爭。他們的正義行動，得到了師生們的支持。從此，“托屍”陋習在清華園銷聲匿跡了。經過反“托屍”鬥爭，黃誠等在新老同學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為新同學中的一位活躍人物。
1934年底，經周小舟介紹，黃誠參加了“民族武裝自衛會”。參加“民族武裝自衛會”的清華學生還有中共地下黨員蔣南翔，及黃誠的同級同學姚依林、吳承明、楊學誠等人。後來他又參加了世界語學會清華分會的活動，成為該會的積極分子。這兩個組織都是在中共地下黨領導下的半公開的愛國進步團體。從此，黃誠同地下黨組織有了接觸，並經常得到黨組織的教育與指導，對抗日救亡的認識不斷提高，行動也愈加堅決了。
1935年春，黃誠又同楊德基(楊述)等同學一起組織了“東方既白社”，編輯出版《東方既白》雜誌，向廣大青年宣傳愛國主義，介紹辯證唯物論和當前國際國內的政治形勢。該雜誌極受青年學生的喜愛。
1935年6月，《何梅協定》出籠後，整個華北處在“國亡無日”的驚恐之中，廣大學生都在為國家民族的命運擔憂。這年9月24日，清華學生自治會舉行代表會議，會上黃誠被推選為學生會幹事會主席，後來又改任救國會主席，挑起了領導同學們開展抗日救國活動的重擔。
愛國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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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誠[烈士、新四軍政治部秘書處長]這年深秋，中國共產黨著名的《八一宣言》傳到了清華園，地下黨組織在一天夜晚把它貼到了布告欄，同學們發現後喜出望外，奔走相告。宣言中那激動人心的字句：“同胞們起來，為祖國生存而戰!為民族生存而戰!為國家獨立而戰!”深深打動了同學們的心靈；宣言中“組織全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組織全中國統一的抗日聯軍”、“集中一切國力(人力、物力、財力、武力等)去為抗日救國的神聖事業而奮鬥!”的號召，給他們指明了方向。
1935年11月27日，清華學生自治會救國委員會召開全體學生大會，討論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華北的危機，青年學生應該怎么辦等問題。黃誠、吳承明等救國會委員提議聯絡各校舉行抗日救國請願，由於事前沒有在同學中進行充分醞釀，再加上少數學生的破壞阻撓，未獲通過。第二天黃誠等還接到一封匿名信，向他們挑釁說：“你們失敗了，你們有何面目見馬克思列寧於地下呢?”對此，黃誠等人非常氣憤，但並沒有畏縮不前，而是更堅定了鬥志。他們進行了認真的研究，接受了失敗的教訓，分頭深入到同學中進行醞釀，講清了遊行請願的必要，於12月3日再次召開全體學生大會。這次會，經過激烈的爭辯，通過了“通電全國反對一切偽組織、偽自治”的決議，並決定聯絡各校同學向政府請願。同一天，北平學聯也召開了各校代表大會，通過了反對偽自治運動和聯絡各校於12月9日遊行請願的決議。以黃誠為主席的清華學生救國會根據北平學聯和清華全體學生大會的決議，積極進行了遊行請願的準備工作，組織同學寫標語、印傳單。中共地下黨支部書記蔣南翔執筆撰寫了《清華救國會告全國民眾書》，在清華救國會刊物《怒吼吧》上發表，同時又油印成單頁，以備遊行時散發、張貼。《清華救國會告全國民眾書》喊出了華北學生的共同呼聲：“華北之大，已經安放不得一張平靜的書桌了!”
1935年12月9日，一二九運動爆發了。這一天清晨，清華學生在大操場集合好隊伍，原計畫乘坐校車進城，可是校車被警方扣留在城內了，於是改為步行進城。救國會主席黃誠為總領隊，他率領著浩浩蕩蕩的隊伍，沿平綏鐵路奔向西直門。隊伍行至高亮橋時，遇到了軍警的阻攔，黃誠等人率領同學與軍警進行搏鬥，衝破了阻攔，隊伍繼續前進。當隊伍到達西直門時，城門早已關閉，全副武裝的軍警站在城門樓上，不準學生進城，多次交涉也無濟於事。領隊們商量後決定在西直門外就地召開民眾大會，向市民宣傳抗日救亡的道理。在市民大會上，黃誠手持用硬紙做的話筒，站在一個土墩上，激昂慷慨地講述日本帝國主義對我國的野蠻侵略，東北民眾的苦難，華北的危機，以及國民黨南京政府的屈辱賣國政策。他的話音剛落，又有人站出來，繼續講演。在講演的同時，同學們還將頭天準備好的《告全國民眾書》等傳單撒向市民。他們的講演和《告全國民眾書》，向民眾發出呼籲：同胞們!父老兄弟姐妹們!“中國是全國民眾的中國，全國民眾，人人都應負起保衛中國民族的責任!起來吧!水深火熱中的關東同胞和登俎就割的華北大眾，我們已是被遺棄了的無依無靠的難民，只有抗爭是我們死裡逃生的惟一出路。”“起來吧!亡國奴前夕的全國同胞!中國沒有幾個華北和東北，是經不起幾回‘退讓’和‘屈服’的!”我們“要以血肉頭顱換取我們的自由”!他們如泣如訴的話語，深深打動著聽眾的心，不少人為之淚下。
一二九遊行之後，黃誠等清華救國會的成員在地下黨組織的領導和影響下，即著手準備醞釀下一次更大規模的遊行示威了。12月14日，黃誠代表清華救國會邀請了五四運動的參加者、北大教授許德珩到校給全體學生作了關於發揚“五四”革命傳統的講演，進一步激發了同學們的愛國熱情。在這期間，清華救國會還根據北平學聯的決定，派出了韋毓梅（孫蘭）等同學分赴上海、南京、武漢等地，介紹北平學生的抗日愛國運動，並加強與各地學生的聯絡。
經過北平學聯及各校的積極準備，12月16日又爆發了第二次大示威。清華學生在救國會的組織下，一部分同學作為先遣隊於頭天傍晚進城，大隊於當天清晨由學校出發，黃誠仍為領隊，他們高擎著校旗和“全國人民自動武裝起來!”“反對冀察政務委員會!”的大字橫幅，向西直門進發。隊伍到達西直門時見城門緊閉，便奔向西便門，西便門也同樣早已關閉。憤怒的人群匯集在西便門外，等待著領隊們的決定。黃誠等人商量後，決定一部分同學留在這裡，一部分同學去永定門。留在西便門的四百多清華學生與燕大學生一起，以血肉之軀沖開了西便門南邊的鐵路城門，進了城，趕到天橋參加了正在那裡召開的市民大會。經過抗日救亡運動的鍛鍊，黃誠提高覺悟，樹立了為共產主義奮鬥的理想，於1936年1月間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在此之前，黃誠於1935年12月底還曾代表清華大學救國會參加了“平津學生聯合會”成立大會，並被選為平津學聯領導成員。
在平津學生組織南下擴大宣傳團，深入農村宣傳的日子裡，黃誠遵照地下黨組織的安排，沒有南下宣傳，而是留在學校里負責領導留校同學的愛國活動。南下宣傳的同學返校後，“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應運而生，黃誠是清華第一批民先隊員。
抗日救亡運動的蓬勃發展，打擊了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凶焰，國民黨親日派又恨又怕，加緊了對愛國學生運動的鎮壓與破壞。
不幸被捕
1936年2月29日拂曉，400餘名武裝軍警闖入清華園，手持黑名單搜捕愛國學生。黃誠等抗日救亡運動積極分子均被列入了黑名單。北平學聯負責人姚依林、地下黨支部書記蔣南翔、清華學生糾察隊長方左英被軍警逮捕，正要帶走時，同學們蜂擁而上，英勇搏鬥，奪回了被捕的同學。
當天傍晚，又有5000多軍警來清華園抓人。但是，同學們在救國會的組織下早已有了戒備，名列黑名單的學生均有組織地躲避起來，其他學生大都集中躲進了體育館。這天夜裡，黃誠和姚依林一起隱蔽在馮友蘭教授家中，面對黑雲密布的漫漫長夜，他們深信光明就在前頭，最終的勝利一定屬於中國人民。黃誠在一首詩中敘述了他當時的心情：
茫茫長夜欲何之?
銀漢低垂曙尚遲；
搔首徘徊增愧感，
撫心堅毅決遲疑。
安危非復今朝計，
血淚拼將此地糜；
莫謂途艱時日遠，
雞鳴林角現晨曦。
這首詩表達了他堅定不移，決心獻身革命的情操。1936年3月31日，中共清華大學黨組織根據黃誠的表現和要求，吸收他為中國共產黨員，黃誠成為一名自覺的無產階級戰士。
1936年6月間，黃誠又參與組織了北平學生“六·一三”大示威。
“二二九”反逮捕鬥爭之後，黃誠同清華救國會的其他成員一起，又組織清華學生參加了“三三一”和“六一三”遊行示威。他在申述為什麼要參加“六一三”遊行時說：“日本兵一批一批地開到華北，戰車大炮在這古城的大街上隨意行走，海河裡天天有被害的屍身浮出，火車上一包一包的日本私貨公開輸運……，這個血腥的時代，這個吃人的時代，能容許我去休息嗎?逃避工作同拒絕大家的意願全是罪惡!”
“六一三”遊行示威之後，清華學生的抗日救亡運動又活躍起來了。就在這時，學校當局向黃誠等人提出了“好意的勸告”，說公安局又派人來校傳訊他們了，希望他們“能各自想辦法”，躲避一下。黃誠遂離開學校到城內暫住，但仍繼續關心著清華同學的抗日救亡運動。6月18日，學校當局宣布“照常考試”，因少數學生對教授不恭而發生了衝突。黃誠聞訊後，立即從城內趕回學校，“希望不因此影響了救亡工作”，在他的主持下發出了《清華救國委員會敬告全體同學書》，並一面設法切實制止衝突，一面立即派代表分訪各教授解釋、道歉。凡是救國會代表訪問過的教授，大都已“表示能夠諒解”同學們的“苦衷”。事件本已平息，不料學校當局竟貼出布告，以“違反校規，不知改悔”的罪名將黃誠等四位救國會委員開除學籍，另有13人受到記大過處分。黃誠等被處分同學在壓迫面前，毫不畏縮，他們一面向學校當局進行堅決的說理抗爭；一面用自己的切實體驗，呼籲“師生合作，一致救亡”。他在《讓我們做最末一次被開除的學生吧!》一文中，以鏗鏘感人的詞句寫道：“我是被開除了，我不留戀，我不懊悔，一切都是為了救亡，我要永為救亡而奮鬥!可愛的朋友們，我是離開了，不過我相信，在同一方向的鬥爭中，共同工作的基礎上，我們是永遠相聚著。”“我愛護救亡，也愛護學校，我希望清華今後風平浪靜，不因此事而泛濫，不過為了救亡，我們是應該不顧一切的!讓我們做最末一次被開除的學生吧!”
一位好友在紀念冊上給他寫了如下的臨別贈言：“我相信，我們做的事，我們說的話，永遠不會離開。我們艱苦的同行在這漫漫長夜裡，沒有光，雖是拉著手，而彼此看不見；但這絕不能說是離開!”是的，黃誠雖然被迫離開了清華，但他與同學們並沒有離開，他們仍然是手拉著手共同為民族的生存而戰鬥著，正如蔣南翔後來回憶黃誠烈士時所說：“黃誠曾在擔任清華學生救國會主席時被學校開除學籍，但我們不把他看作應當開除的學生，而且把他看作清華的驕傲。”
黃誠聲討反動當局迫害愛國青年的罪惡行徑，表明了自己為祖國民族解放事業奮鬥到底的決心。
1936年9月，在地下黨組織幫助和進步教授吳承仕先生等人的協助下，黃誠轉學到中國大學，就讀於國文系。不久，黃誠被推選為北平學聯主席，同時還擔任了中共學聯黨團書記，同王文彬、孫世實等人一起擔負起北平學聯的領導工作。會後，10月中旬，黃誠同楊蘊青、何鳳元、敖白楓一起作為北平學聯和民先總隊的代表赴西安進行聯絡工作，受到西安學生和各界愛國人士的歡迎。他們在《給西北各界同胞的一封公開信》中說：“北平學聯，民先總隊部特派遣我們來到這裡，希望面謁張副司令、楊主任、邵主席，表達華北民眾的敬仰愛戴的深意，並請求立即領導我們，動員抗戰；更希望同這裡的社會人士、青年學生密切地拉起手來，把華北、西北救亡的力量結成一個強大的隊伍。”他們熱情地呼籲：“親愛的西北各界人士，青年同學們，我們已經伸出手來，熱烈地等待著你們的提攜與團結，共同參與這神聖的中華民族解放運動。”他們在西安與各校學生、各界愛國人士進行了廣泛接觸，宣傳了北平學生的抗日救亡主張、特別是北平學聯今後工作的四項原則；還拜謁了張學良將軍，楊虎城將軍和陝西省主席邵力子等軍政要人，張學良和楊虎城分別捐贈1000元和500元，支持北平學生的抗日救亡運動。他們的活動，在西安各界中產生了良好的影響，推動了西安的抗日救亡運動。
1936年11月22日，全國救國會領袖沈鈞儒等七人被捕，北平學聯在黃誠主持下召開各校代表會，議決罷課兩天以示抗議，接著又於12月12日舉行了大規模的示威遊行。
1937年1月下旬，黃誠等愛國學生領袖被捕入獄。黃誠在獄中一面保持同中共北平學委和北平學聯的聯繫，一面組織被捕同學進行了機智勇敢的鬥爭。在被提審時，他義正詞嚴地質問道：“我們學生愛國救國犯了什麼罪?”問得審訊者張口結舌，狼狽不堪。經過地下黨組織和社會各界人士的營救，黃誠等人於3月中旬獲釋。
1937年春，北平學聯利用春假組織各校學生到西山春遊，指揮部臨時決定演出話劇《開庭》，揭露國民黨南京政府非法審判全國救國會領袖“七君子”的罪行。事前並沒有劇本，臨時決定由黃誠擔任導演和化裝，李昌擔任編劇和提台詞，王文彬飾演沈鈞儒，黃誠扮鄒韜奮，朱亦均演史良……。他們一邊分派角色，一邊編劇本湊台詞，準備約一小時就開戲了。演出非常成功，各校學生深為感動，一致決定通電全國，要求釋放“七君子”和一切政治犯，團結抗日。
1937年6月，北平學聯利用各校學生去西苑兵營進行軍訓的機會，開展了爭取二十九軍迎接抗戰的活動。黃誠參加了這次軍訓。參加軍訓的學生不怕苦，不怕累，虛心學習軍事知識，苦練殺敵本領，利用一切機會同二十九軍官兵交朋友，向官兵們宣傳抗日救國是每一個中國人的天職。一位姓曹的中隊長，一天接到家信後忽然放聲大哭，原來家裡欠了地主的債，無力償還，要賣掉妹妹還債。黃誠得知這一情況後，一面勸慰他，一面在同學中進行募捐，湊了200多元，寄給他家還債。這件事被廣大二十九軍官兵傳為佳話，稱為“義舉”，那位曹中隊長對黃誠等學生更是感激不盡。
抗日救亡
軍訓還沒結束，盧溝橋事變爆發，偉大的全民抗日戰爭開始了。黃誠和北平學聯的同志們一起發動組織了戰地服務團，率領各校學生開展了募捐、慰勞等各種支援前線的工作。
北平淪陷後，中共北平市委指定由蔣南翔、楊學誠、黃誠等負責接收各校學生中黨員的組織關係，李昌等負責民先隊員的關係，並共同負責組織北平各校學生的撤離工作。他們以“平津流亡同學會”的名義組織各校學生撤離。8月28日，黃誠和許多青年學生登上平津恢復通車後的第一趟火車離開北平。從此他結束了學生生活，投筆從戎，走上了民族解放的戰場。
黃誠經天津、濟南、南京，於10月初至武漢與中共中央長江局取得聯繫後，同謝雲暉、劉烈人、朱光等一同以全國救國會代表的名義去劉湘部隊作抗日救亡的統戰工作。他率領著一支20多人的宣傳隊，活躍在皖南歙縣一帶，並在川軍中建立了一個秘密的中共特別支部，由黃誠擔任書記、謝雲暉和魏今非為支部委員的特支，在川軍積極中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的同時，還在地方上開展了抗日救亡宣傳工作和發動民眾的工作。他們在歙縣黃岩寺國小辦了兩期“青年訓練班”，黃誠親自為學員們講課，分析國內外形勢，宣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和每個國民對抗日救亡的責任。青訓班為抗日救亡培養了一批骨幹力量。
參加新四軍
1938年春，黃誠到了新四軍，先在陳毅指揮的一支隊工作，同陳毅將軍朝夕相處，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誼。不久便調到軍部，擔任軍政治部秘書處長。他在艱苦的戰鬥生活中，和戰士們同甘共苦，“無時無刻不求上進”。1940年，他在寫給其姐夫的信中說：“在此除工作外，努力讀書，加強學習，為上下互勉之急務。弟雖遲鈍，亦感到在此進步甚大”，“此地如一學校，如入家庭，朋友相處完全待以至誠。”又說：“弟今已許身於從事之事業，愧未能侍奉慈親晚景。但除此外，實亦毫無牽掛也。”
不幸犧牲
在國民黨頑固派背信棄義的皖南事變中，黃誠不幸被俘，被關在上饒集中營。他和所有的革命戰士一樣，大義凜然，寧死不屈，同敵人進行了英勇鬥爭。有一次敵人在審問他時，公然誣衊新四軍“叛亂”，要他“反省”、“自新”。黃誠立即憤怒地高聲駁斥道：“我已經聽夠了你們的這一套，你們一再用‘叛亂’的罪名誣衊我們，根本不符合事實，究竟是誰在叛亂呢?全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都看得很清楚!你們一再製造“摩擦”，煽動反共，破壞抗戰，我們為了顧全抗日救國大局，按照你們指定的路線渡江北上，而你們卻悍然發動皖南事變。暗害我軍。使日本侵略者高興，全國人民無比悲憤。請問你們的這種行為，不正是對祖國人民的背叛嗎?”只問得敵人目瞪口呆。黃誠繼之理直氣壯地斥問道：“我們新四軍是抗日的隊伍，幾年來轉戰大江南北，戰績輝煌，有目共睹。我們一不投降日本，二不掠奪百姓，一心只為抗戰救國，不惜流血犧牲，這難道有什麼罪嗎?難道有什麼過可悔嗎?”
黃誠自從入黨以來，早已將個人的生死置之度外，他說：“革命是我們的權利，犧牲是我們的義務。”在上饒集中營里，他曾設法托人帶出來一張字跡模糊的信，上面寫道：“幾年來，從事抗戰，無愧於心，我絕不因斧鉞在前而變初衷，假如這樣死了，則求仁得人復何怨。”黃誠為了革命，為了救我中華，視死如歸，不久從容就義，時年僅28歲。
人物紀念
1942年4月23日與李子芳等烈士同時遇害。因黃誠遇害的訊息被國民黨封鎖，故直至全國解放，我黨才知道馮達飛、張正坤、李子芳、黃誠等同志均已犧牲。黃誠的未婚妻是劉文隱，黃誠犧牲之時，劉文隱已奔赴延安。因思念被捕的未婚夫且毫無音信，劉文隱於1944年在延安抑鬱而亡，陳毅曾為黃、劉之戀，賦詩紀念。
陳毅題詩
1944年9月，新四軍軍長陳毅將軍在延安得悉黃誠遇害的訊息，以沉痛而敬佩的心情讚譽道：“黃被俘不屈，志量可佩”，並賦詩以誌哀思：
松岡明月魂如在，
記取鐵窗仍多情，
臨難錚錚風骨好，
皖山不負夜台行。
烈士陵園
皖南事變烈士陵園位於皖南涇縣城郊的水西山。1990年初，安徽省委、省政府為紀念皖南事變新四軍將士殉難五十周年而修建，占地十五公頃，建築面積7000平方米。
皖南事變烈士陵園，由入口紀念碑、主題廣場、主碑紀念廣場和無名英雄烈士墓四個紀念性空間序列配以皖南事變史料陳列室有機組合而成，整座陵園以鄧小平同志親筆題寫的“皖南事變死難烈士永垂不朽”紀念主碑為中心，結合山形地勢，將各紀念建築組成一個完整有序、莊嚴肅穆的有機整體。
